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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6-12-10 13:16来源: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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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之前，东北地区仍是北洋军阀的天下，因此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相对弱一些。这个时候的大连，尽管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但仍是一个自由港。自由港意味着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当然人员进出也相对自由。此外，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限制国民党在此地的活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六大”代表选择从大连出发，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各省出席中共“六大”代表们冒着生命危险到达上海。代表们被编成若干小组，走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的代表乘船从上海到大连。
那么，当时是谁在哈尔滨具体领导和组织接待中共“六大”代表工作的呢？
在中央大街马迭尔旅馆附近，有一家旧衣服商店，其老板李纪渊就是时任哈尔滨县委书记，店员小白是共青团哈尔滨县委的负责人之一。当年22岁的李纪渊是辽宁省新民县人，1925年，在北京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李纪渊被组织派到东北，先任大连共青团地委书记，1928年任哈尔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
从1928年4月初，中共“六大”代表陆续到达哈尔滨后，按照预定的地点和接头暗号，来到这家旧衣服商店。店员小白是一个反应机敏，汉语说得流利的朝鲜族人。他看到有外地打扮的人进店，便主动热情的上前打招呼，并将他们让到试衣间。这时，老板李纪渊就会跟进试衣间，用接头暗号联络。如果，顾客掏出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便认定是自己的同志。随即，由小白引领到附近的面包街上的平房隐蔽起来。
面包街上平房的主人是阮节庵和沈允慈。阮节庵时任共青团哈尔滨县委委员，当时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工作。妻子沈允慈在电话局做打字员。因为他俩都有工作，便于掩护，所以组织认为把接待站设在他家比较安全。
为确保接待工作不出纰漏，党中央还特意把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派到哈尔滨秘密接待站，协助哈尔滨县委完成接待任务。杨之华是浙江省萧山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妇委会工作。她是南方人前来的“六大”代表们多数也是南方人。况且有的代表她又熟悉，所以由她协助接待，是比较合适的。
杨之华生前曾在撰写的《在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的回忆》中写道：“我们到达大连，也受到了盘查，敌人扣押了我们一天，反复地追问我们的来历，当时我们很紧张，唯恐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最后敌人问我是不是贩卖人口的（因为当时我带着7岁的女儿），我才放了心。我说：‘她是我的女儿，你们不信可以验血型。’敌人就放了我们。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吃到饭。我们上了火车，列车上也戒备森严，奉系军阀的士兵走来走去。我们怕说话出问题（四个人的口音不同，又都是南方人），所以也不敢在车上买东西吃，把我的女儿饿的哇哇直哭。一直等火车到了长春，天黑下来了，我们才在车站买了几盒‘旅行饭’吃。到了哈尔滨，我带着孩子住在道里中央大街附近的一处平房。当时哈尔滨有一位交通联络员是一个汉语讲的很流利的同志，叫小白。还有别的同志。每个代表抵哈后，都有小白或是别的同志通知我，因为我带着孩子便于掩护……”
杨之华的女儿虽然小，但是聪明伶俐，十分懂事，前来住宿的代表接上关系后，李纪渊便通知杨之华或阮节庵、沈允慈夫妇安排食宿。单个来的男同志，通常由杨之华带着女儿一块儿住。为防范敌特搜查盘问，对外说是夫妻。杨志华怕女儿说漏，便教她，如有人问那个男的是谁，就说是“爸爸”。她的小女儿很乖巧，口口声声称一起住的男代表为“爸爸”。当完成接待任务后，小女儿奇怪地问杨之华：“妈妈，我怎么有这么多的爸爸呀？”问得杨之华只能笑而不答。
后来，杨之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每个代表抵哈后，都是由李纪渊或小白通知我，然后我到公园或事先约好的地点和‘代表’接头，对外就说我和来人是夫妻。为了避免别人的怀疑，我和每个代表住的地点并不总是一个地方。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安排我们有时在道里区，有时在道外区，有时也住旅馆，但大部分是住在同志家，就是中央大街拐角的那个平房。我和女儿睡在地板上，代表睡在里边床上。”如果前来的是女代表，接待站就会安排男同志与其在一起住，对外以“夫妻”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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