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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会]面包街上的秘密接待站(2)
时间:1970-01-01 08:00来源: 点击:

    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之前,东北地区仍是北洋军阀的天下,因此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相对弱一些。这个时候的大连,尽管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但仍是一个自由港。自由港意味着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当然人员进出也相对自由。此外,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限制国民党在此地的活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六大”代表选择从大连出发,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各省出席中共“六大”代表们冒着生命危险到达上海。代表们被编成若干小组,走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的代表乘船从上海到大连。

    那么,当时是谁在哈尔滨具体领导和组织接待中共“六大”代表工作的呢?

    在中央大街马迭尔旅馆附近,有一家旧衣服商店,其老板李纪渊就是时任哈尔滨县委书记,店员小白是共青团哈尔滨县委的负责人之一。当年22岁的李纪渊是辽宁省新民县人,1925年,在北京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李纪渊被组织派到东北,先任大连共青团地委书记,1928年任哈尔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

    从1928年4月初,中共“六大”代表陆续到达哈尔滨后,按照预定的地点和接头暗号,来到这家旧衣服商店。店员小白是一个反应机敏,汉语说得流利的朝鲜族人。他看到有外地打扮的人进店,便主动热情的上前打招呼,并将他们让到试衣间。这时,老板李纪渊就会跟进试衣间,用接头暗号联络。如果,顾客掏出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便认定是自己的同志。随即,由小白引领到附近的面包街上的平房隐蔽起来。

    面包街上平房的主人是阮节庵和沈允慈。阮节庵时任共青团哈尔滨县委委员,当时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工作。妻子沈允慈在电话局做打字员。因为他俩都有工作,便于掩护,所以组织认为把接待站设在他家比较安全。

    为确保接待工作不出纰漏,党中央还特意把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派到哈尔滨秘密接待站,协助哈尔滨县委完成接待任务。杨之华是浙江省萧山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妇委会工作。她是南方人前来的“六大”代表们多数也是南方人。况且有的代表她又熟悉,所以由她协助接待,是比较合适的。

    杨之华生前曾在撰写的《在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的回忆》中写道:“我们到达大连,也受到了盘查,敌人扣押了我们一天,反复地追问我们的来历,当时我们很紧张,唯恐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最后敌人问我是不是贩卖人口的(因为当时我带着7岁的女儿),我才放了心。我说:‘她是我的女儿,你们不信可以验血型。’敌人就放了我们。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吃到饭。我们上了火车,列车上也戒备森严,奉系军阀的士兵走来走去。我们怕说话出问题(四个人的口音不同,又都是南方人),所以也不敢在车上买东西吃,把我的女儿饿的哇哇直哭。一直等火车到了长春,天黑下来了,我们才在车站买了几盒‘旅行饭’吃。到了哈尔滨,我带着孩子住在道里中央大街附近的一处平房。当时哈尔滨有一位交通联络员是一个汉语讲的很流利的同志,叫小白。还有别的同志。每个代表抵哈后,都有小白或是别的同志通知我,因为我带着孩子便于掩护……”

    杨之华的女儿虽然小,但是聪明伶俐,十分懂事,前来住宿的代表接上关系后,李纪渊便通知杨之华或阮节庵、沈允慈夫妇安排食宿。单个来的男同志,通常由杨之华带着女儿一块儿住。为防范敌特搜查盘问,对外说是夫妻。杨志华怕女儿说漏,便教她,如有人问那个男的是谁,就说是“爸爸”。她的小女儿很乖巧,口口声声称一起住的男代表为“爸爸”。当完成接待任务后,小女儿奇怪地问杨之华:“妈妈,我怎么有这么多的爸爸呀?”问得杨之华只能笑而不答。

    后来,杨之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每个代表抵哈后,都是由李纪渊或小白通知我,然后我到公园或事先约好的地点和‘代表’接头,对外就说我和来人是夫妻。为了避免别人的怀疑,我和每个代表住的地点并不总是一个地方。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安排我们有时在道里区,有时在道外区,有时也住旅馆,但大部分是住在同志家,就是中央大街拐角的那个平房。我和女儿睡在地板上,代表睡在里边床上。”如果前来的是女代表,接待站就会安排男同志与其在一起住,对外以“夫妻”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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