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8月7日黄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12万大军，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部分兵力佯动掩护下，分左、右、中三路，从鲁西南的巨野、郓城地区出发，拉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战役的序幕。这是一次没有后方、没有根据地的远征，其艰难程度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都是罕见的。

进行这次远征既是战略需要，也是形势所迫。1947年3月，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转为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解放区，使得两地面临巨大压力。当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一带寻找战机，7月份取得羊山集大捷，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两个旅。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继续留在鲁西南地区，依托根据地相机再消灭国民党军若干是可能的。

但就在这时，毛泽东同志发了个秘密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其中写道：“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指陈赓、谢富治——编者注）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坚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晋冀鲁豫解放军自身此时面临着很多问题，主力部队经过一个月的连续作战，伤亡较大，十分疲劳，弹药消耗殆尽，冬衣困难，极需休整补充。但接到毛泽东的密电后，刘伯承、邓小平深深意识到，挺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关系战略全局和党中央在陕北的安危，这是大局，困难再大也要克服。邓小平同志曾回忆说：“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10天，就开始行动。”

跃进大别山，首先要渡黄河。当时正是雨季，连续几天的大雨，黄河水不断上涨，一旦决堤，几十万大军无法转移，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感慨地说：“我这一生，这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1947年8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作战室召集干部会议，对何时挺进大别山展开讨论。一部分人鉴于黄河随时有决堤的危险，主张部队应该缩短休整时间，提前出动；而多数人考虑到部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主张按原计划到8月15日再出动。邓小平在会上说：“毛主席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我们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当然我们马上行动，会有很多困难，但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战略区特别是陈粟、陈谢大军的有力配合下，有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决定部队第二天就出发。

为了统一部队思想认识，邓小平提出，要教育各级干部和广大战士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我军战争史上的创举。要准备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决策做出贡献，付出代价。要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

征程千难万险，特别是通过黄泛区的一段。黄泛区遍地积水和淤泥，人烟稀少，路途难辨，粮食给养无从补给，很多战士生病，只能靠意志坚持行军。由于重武器无法通过淤泥区，部队不得不将十分珍贵的榴弹炮和卡车就地埋藏或炸毁。

过了黄泛区，还有一个难关就是淮河。1947年8月26日，部队到达淮河北岸的息县、临河一线。这时，前面堵截的国民党军整编第65师先头部队距刘邓部队仅15公里，后面还有国民党军的19个旅紧紧跟着。如果不能迅速过河，将陷入敌人的夹击。8月27日凌晨，部队抢渡淮河，历史就是这么巧合，当刘邓大军主力徒步涉水过了淮河后不久，国民党军就追到了，但淮河上游的洪峰却骤然奔涌而下，国民党军只能望河兴叹。邓小平晚年回忆说：“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以前不知道淮河能够徒涉，就这么探出条道路来了。”

过了淮河，就是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如一把尖刀插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迫使国民党军从其他战场调集重兵前来围攻，全国的战场形势为之一变，人民军队从此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刘邓大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勇挑重担，体现的正是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服从命令、服从大局、不怕牺牲的严格的政治纪律，这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