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党性一词在1941年之前很少出现，而在1941年之后成为热门话题，原因就在于这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对增强党性作出了明确规定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中央认为：“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中央强调，“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

为增强全党对于党性问题的认识，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负责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决定》。决定指出，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二是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三是在思想意识上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决定》指出，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二是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四是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五是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改造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六是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任弼时对出台这个决定的原因作报告进行了专门解释

对于中共中央为何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专门就此作了解释。

任弼时说，之所以把党性锻炼当作单独的问题提出来，首先，是“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正因为如此，“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

其次，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成分相当复杂。党是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而且又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任弼时认为，需要通过增强党性、克服不好的倾向来团结内部。

再次，“从我们党的历史上说，我们党内还存有一些弱点，需要我们党更加注意这些弱点”。任弼时这里所说的“弱点”，首先讲到的便是张国焘“一直走到公开的反党，公开的成立中央与我们中央对立起来，分裂党的组织”。其次是“在抗日战争当中，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的工作”。这里所指的显然是抗战初期王明及其领导的长江局。此外，“也有个别党部，或者个别干部，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依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

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决定》成为干部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