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毛泽东1923年到广州的时间，综合有关史料加以考证，可以作出如下初步结论：192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参与筹备中共三大。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赴上海。此时，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广州。4月21日，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从上海乘船南下，于4月28日到达广州。

[关键词]毛泽东；马林；广州；上海；中共三大

1923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担任中央局委员、秘书。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到的广州呢？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说法不尽相同。有的说，1923年4月，毛泽东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6月上旬，离上海到广州。【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11页。本文所引关于毛泽东的生平史料，除特别说明者外，均引自该书。】有的则说得较为笼统：毛泽东到上海后不久，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本文拟通过考察和分析中共中央机关迁移和毛泽东人际交往等相关史实，就毛泽东1923年到广州的时间表、路线图作出一些具体分析，以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1923年4月，毛泽东奉调到中共中央工作

1923年毛泽东离开湖南，主要是因为中共中央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参与筹办中共三大。1922年底，陈独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次年1月回国筹备召开中共三大，并通知毛泽东。1月27日，中央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并派刚从法国回国的李维汉接任湘区委书记。【参见李永春编著《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4月，毛泽东向李维汉移交湘区委的工作，然后离开湖南去上海。

当然，上海并非毛泽东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据接替毛泽东代理青年团湘区书记的戴晓云1923年4月14日给团中央的报告说：“润之、少奇不日赴粤，开西全校会议。”【《湖南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3年编印，第84页。】“开西全校会议”即召开中共三大。当然，后来由于刘少奇留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改由安源党组织负责人朱少连参加中共三大；而毛泽东“赴粤”一事，则是如这个报告所表明的，至少在1923年4月14日前既已确定了的。由此可见，毛泽东1923年4月奉调中央工作，实际上是先到上海再到广州，或者说是“经沪赴粤”。

1923年4月，中共中央南迁广州

既然毛泽东此行是“经沪赴粤”，是奉调到中央工作，那么要确定他到广州的时间，就必须由中共中央从上海南迁广州的时间说起。

1922年7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李忠杰、段东升主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页。】。但由于陈炯明发动政变后，广州局势不明，该动议被搁置。1923年初，孙中山重新控制广州，中共中央南迁具备了基本条件。

那么中共中央具体是在1923年的什么时候迁往广州的呢？关于这一时间，目前也有不同说法。有的观点认为，1923年3月26日，“中央机关随陈独秀迁到广州”【朱洪：《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也有的观点认为，1923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21.7—2011.6）》，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有的观点则说得更具体：1923年4月底由上海迁往广州，到5月初最终完成。【参见王树林：《从一大到三大中共中央局驻地的迁移》，《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4期。】还有的观点明确认为，1923年5月，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的催促下，中共中央才将机关驻地迁往广州，并开始具体筹备中共三大。【参见尚连山、苏若群：《从解密档案看中共三大的三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笔者考证认为，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广州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一段时间，但到1923年4月中下旬应该就已经基本完成。

最直接的证据，是马林在广州发给莫斯科的信函。1923年5月14日，马林就华南形势和当年4月9日至5月14日期间在中国的工作致莫斯科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信中说：1923年3月，陈独秀前往广州，和孙中山取得联系。此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蔡和森也去了广州。中央委员会驻地设在广州。在这里，报纸能定期出版，香港和广州各发行3000份。上海和北京各有一名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他们分别负责3000和2000份报纸的发行工作。马林还说，中共三大将在当年6月10日开幕，他也参加了会议筹备工作。【参见李玉贞：《马林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此外，5月30日，马林给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处赫勒尔的信还说：“你大概已经知道，几周来，党的中央委员会就在广州。”【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5月31日，马林在致布哈林的信中谈到他4月底到广州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已到广州”【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4页。】。

马林的说法可以得到其他一些史实印证。1923年3月26日，陈独秀抵达广州。【参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4月10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委任陈独秀、谭平山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参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4页。】4月中旬，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也到达广州。4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在广州出版第21期，发行处为广州市昌兴街28号1楼。【参见李永春编著《蔡和森年谱》，第136页。】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23年4月30日，陈独秀在广州以中共中央负责人名义签收了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今收到上海C.维里杰同志（时任苏俄消费合作社上海办事处主任——引者注）寄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3年4、5两月的经费”，1000墨西哥元。【参见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0页。】

1923年4月下旬，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到广州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何时到广州的呢？据中央文献研究室著《毛泽东传》记载：“离湘赴沪后不久，毛泽东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毛泽东传（1893—1949）》，第95页。】这就为考察毛泽东从上海到广州的时间提供了重要线索。

当时，毛泽东初从湖南上调中共中央任职，就工作关系而论，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自上海同行南下是很自然的。而且，当时马林与毛泽东的关系也确实比较融洽。

毛泽东1936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谈到马林时，称赞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共一大期间，当时马林是共产国际代表，作为湖南代表的毛泽东担任会议记录。第二次是1921年12月中旬，马林到桂林会晤孙中山时途经长沙。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马林，并介绍马林与黄爱、庞人铨等工人代表面谈，“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马林对毛泽东及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很满意。他说：“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0页。】

中共三大召开前夕，1923年5月31日，马林就中国形势和1923年5月15日至31日期间的工作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再次对湖南党组织的工作进行了肯定：大城市的工会工作，目前在铁路工人和湖北、湖南两省已初见成效。在上海、天津和香港，迄今收效不大。【参见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0—191页。】这说明，当时毛泽东与马林之间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

而马林从上海到广州的具体行程是明确的。1923年5月14日，马林就华南形势和1923年4月9日至5月14日期间在中国的工作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信有详细说明：4月21日从上海出发，4月28日到达广州。途经汕头时，孙中山的部下许崇智派了海军的一艘运输艇专程护送。在经过香港时，得到了当地海事警察的帮助。【参见李玉贞：《马林传》，第389页。】此后一段时间，马林一直在广东活动。“五一”节期间，他在广州一次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在5月份，马林每周与孙中山会晤三至四次，还与陈独秀一起为孙中山拟定了国民党改组的计划。6月初，马林曾到东莞石龙讨陈（炯明）前线，拜会在此督战的孙中山。【参见李玉贞：《马林传》，第233—238页。】没有资料表明，马林这期间曾返回上海，并再回到广州。而且，当时上海与广州之间交通不便，单程船期约需五天，往返约需十天甚至半月，如果期间马林返回上海再回到广州，与有记载的马林参加活动的时间节点对应不起来。据此可以推断，1923年毛泽东与马林同行从上海到广州，只能是4月下旬这一次。

基于上述，毛泽东1923年到广州的时间表、路线图可初步考证如下：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参与筹备中共三大。4月，与李维汉办理交接工作，离开湖南赴上海。由于当时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广州，4月21日，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从上海乘船南下，于4月28日到达广州。

（本文作者：欧阳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