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开辟的多条隐蔽战线

　　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日占区广大农村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一方面在日占区的各大、中城市中积极而稳妥地建立与发展地下党组织，开展地下抗日斗争。在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立即指示新四军迅速分兵从皖南向东挺进，在南京四周的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有关组织，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在日占区大城市工作的方针与方法，迅速派遣人员，以不同的面目与方式进入南京，先后建立多个地下组织与多条活动路线，开展抗日活动。各条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均取得了重要成就。

　　日军占领上海后不久，中共中央情报部就在上海设立情报站，负责人是潘汉年。上海情报站除中国籍成员外，还有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中西功等人。这些日籍中共党员原是佐尔格领导时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组织的成员。后来佐尔格与尾崎秀实被派赴日本，其余日籍中共党员就在中共情报系统中工作。西里龙夫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同盟社记者，中西功则在日方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任职。

　　1938年3月，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从上海迁到南京，司令部报道部将西里龙夫调到南京，担任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的首席记者。这也是中共情报系统人员首次进入南京。1938年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组建“中华联合通讯社”(简称“中联社”)，经过西里龙夫的巧妙安排，中共上海情报站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陈一峰考入“中联社”，并很快担任首席记者。西里龙夫与陈一峰利用自己的首席记者身份，在南京常常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送往上海。

　　1939年4月，中共上海情报站派遣张明达(又名方知达)到南京专门负责西里龙夫与陈一峰传递情报。张明达先在南京开了一家小百货商店作为掩护，小店斜对面是伪政府实业部，西边不远处是日军宪兵队。陈一峰常到这家小店买香烟，以便传递情报、领取指示。不久，陈一峰让张明达到“中联社”应聘联络员，被顺利录取。张明达便以“中联社”联络员的身份，乘火车往返于南京到上海沿线各城市，传递西里龙夫与陈一峰获得的情报。

　　1940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中共上海情报站先后派遣李德生(又名纪纲)、张鸣先(李德生的妻子)、汪锦元、吕一峰、阮毓琪等人到南京开展情报工作，与原已潜伏在这里的西里龙夫、陈一峰组成南京情报组，李德生任组长，全组有8个成员。

　　李德生到南京后，以挂牌行医作为掩护，并利用山东同乡的关系，取得伪首都警察厅厅长苏成德、伪教育部部长李圣五、伪参谋本部总务厅长张济元、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祝晴川等人的信任，获得了大量情报。西里龙夫与陈一峰获取的情报，大多先送至李德生这里。李德生的妻子张鸣仙则负责密写情报。如果情报过长，就密写在“中联社”的新闻稿或伪杂志的里页；如果是文字不多的情报，或是特别重要的绝密情报，则由张明达默记在脑子里，到上海后再写下来，送交我情报站。

　　汪锦元精通日文，有着强烈的爱国心。他通过工作关系，结识了一批中日进步人士与革命者，思想认识大为提高。在1936年12月，他由西里龙夫、陈一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在上海日侨中开展工作。在上海沦陷后，他奉组织命令先后打入伪上海大道市政府秘书处、伪新青年报社、伪大上海广播电台报道科等单位工作。1939年5月，汪锦元打入汪精卫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深受周隆庠的“赏识”，被推荐给汪精卫做日文翻译兼随从秘书。而陈一峰在汪伪政府成立后，到汪伪政府的“中央电讯社”任职，继续做记者。西里龙夫则继续以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顾问、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的身份，继续在南京日伪上层从事隐蔽战线的活动。

　　1939年12月，中共东南局决定成立苏皖区党委，以吴仲超、谭启龙为正、副书记，下辖苏南、苏皖、苏北3个特委。苏皖区党委十分重视在南京开展工作。他们的工作多采取“带出来”的方法，即在南京各行业中物色有爱国心的人，带到中共军队控制的根据地或游击区去学习与训练，然后派回到南京工作。

　　1939年暑假期间，在常州活动的新四军情报人员赵云举接触到回乡度假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实验女子中学学生朱为娟(又名许勤)与吴静华，了解到她们在学校中秘密组建抗日团体“七人团”，并希望与新四军建立联系，就将她们的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中共苏皖区党委在1939年12月与1940年4月，先后派李复、汪大铭与朱为娟等见面，指示她们在南京广交朋友，扩大活动范围；在1940年7月，又利用学校放暑假期间，将朱为娟、王秀琪、姜秀英(又名石轩)调到游击区进行为期1个月的训练，并批准她们加入党组织，还组成了1个党支部，由王秀琪任支部书记。

　　1940年9月，朱为娟考入汪伪中央大学文学院。她与党支部其他成员一道，团结进步青年，先后秘密成立了青年互助会、团结救国社、青年救国社等中共外围组织，并物色与培养了方昆(又名潘田)等人加入中共。1941年7月，由苏皖区党委改组的江南区党委派舒诚到南京，化名姜秀琳，领导在南京的地下工作。1942年初中共南京特别支部成立，舒诚任书记，王秀琪、姜秀英为委员；1942年7月又成立了南京工作委员会，仍由舒诚任书记，除继续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外，又派党员到工人、店员、职员中去进行活动。1944年6月，舒诚等人被调离南京，新组建的中共苏浙区党委派遣方休为特派员，到南京领导地下工作。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该系统的中共党员有50余人。

　　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遣刘晓到上海恢复与重建中共地下党组织。10月，中共中央批准在上海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立即在南京开展工作。与中共苏皖区党委“带出来”的方法不同，而是采取“派进去”的方法。1940年三四月间，中共江苏省委调派在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工作的南京籍地下党员马卓然到南京，打入日伪合营的华中铁道运输公司下关营业所。9月，中共江苏省委又从浦东游击队抽调有亲友在南京的朱启銮到南京重建党组织。朱启銮在1941年初进入私立培育中学任外语教师，后升为教导主任。接着，中共江苏省委又陆续从上海调派张宝生(又名诸雷)、柯建萍(又名柯秀贞)、何广鑫(又名何明)等10余人进入南京。1942年6月，江苏省委调派刘峰、欧阳仪夫妇到南京。8月，中共南京工作小组成立，由刘峰、朱启銮负责，全组有17名党员。1943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成立，部长为刘晓。城工部陆续派遣盛天任、叶再生、彭原、陈慎言等10多人进入南京。1944年6月也成立了南京工作委员会，刘峰、朱启銮分别担任正、副书记，除领导南京的地下工作外，还兼管马鞍山、镇江等地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到日本投降时，中共华中局城工部系统在南京的党员有80多人。

　　1942年3月，延安八路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门直接派遣军事情报人员徐楚光到南京工作。徐楚光，又名徐祖芳。他到达南京后，经人介绍结识了南京大亚山堂堂主、红帮头子朱亚雄。他先经商，后到南京伪中央军校任上校战术教官，不久又任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司上校秘书、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伪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上校参赞武官等职。期间，他在伪军上中层军官中广交朋友，搜集军政情报，策反伪军军官。1943年初，八路军总参谋部又派马蕴平等人潜入南京，协助徐楚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