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周贡植故居）内展出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的俄文原件和中译本手稿的复制品。本版图片均由记者齐岚森摄

5月5日，完成修葺的周贡植故居首次对市民开放，市民闻讯赶来参观。故居院落的地面铺满青石条，人们一边慢慢走，一边细细品味。他们的脚步踏在石板路上，石板发出特有的回声，声音笃定有力，那铿锵有力的回响，彰显了房屋主人在岁月长河中留下的光辉印迹。

大门两旁，一副对联令人浮想联翩，催人奋进：

高树节竹，荷绿橘红，凛然正气怀英烈。

巴山渝水，龙腾凤舞，浩荡初心励长征。

“看了这里正在举办的‘初心·使命·奋斗——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我对巴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有了详细的了解。作为一名重庆人，我感到特别自豪和骄傲。”当天，一位市民参观了周贡植故居后感慨万分地说。

历时近40年找到中英《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约》原件

周贡植故居工作人员介绍，重庆开埠是近代重庆、四川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起点。与此直接相关的有3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约》和中日《马关条约》。很多人只知道条约的内容，但并没见过条约的真容。这个展览首次向公众展出了其中两个条约原件的复制品。

“我们为寻找《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约》花了近40年时间。”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称，从1980年起，他们便开始研究重庆开埠的历史，找遍国内，都没找到上述条约的原始文本。

直到2018年，研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周勇的博士生刘婧雨到英国牛津大学开会，周勇安排她去英国国家档案馆查询“外交”档案，但没有找到。随后，周勇请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员张克雷协助，刘婧雨终于在“贸易”类档案里找到了条约的目录。2018年4月，周勇率队赴英国国家档案馆查询，最终见到了《烟台条约》和《烟台条约续增专约》的原件。

“打开它们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烟台条约》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李鸿章和大英钦差驻华便宜行事大臣威妥玛签署。其中威妥玛在英文版的签字处盖有英国的火漆。打开条约内页时，火漆与页册粘连在一起，可见自1876年签署以来未曾有人翻动过它。我们有幸成为第一批查阅此件的重庆人。如今，我们将这两个条约的原件复制出来，一起展陈，见证那段屈辱的历史和先辈追寻民族复兴的步伐，特别有意义。”周勇说。

《重庆报告》第一次公开在重庆展出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还展出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档案——《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俄文原件和中译本手稿的复制品（这份《重庆报告》的来龙去脉，本报曾于2019年12月25日第14版做详细报道）。

《重庆报告》记载，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3月12日成立。组织机构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支部，而重庆是“总的组织”“正式组织”。周贡植故居工作人员介绍，《重庆报告》已经被浙江南湖革命纪念馆列入该馆中共一大史料陈列，填补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版图西部地区的空白，也证明了一个真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次是《重庆报告》第一次公开在重庆展出。

3年多时间，重庆和四川党组织四任书记牺牲

“巴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今天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力量源泉。”周勇介绍。

周贡植故居的展览主要展示了巴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慷慨赴死、前赴后继的壮举，让人感佩。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1927年4月，重庆地执委书记杨闇公被捕、牺牲。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傅烈、周贡植等入川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傅烈担任省委书记。1928年3月“兴隆巷事件”发生，傅烈、周贡植等人被捕，4月牺牲。

1928年10月，穆青在成都建立起又一届临时省委，任书记。1929年6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选出又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刘愿庵任省委书记。1930年3月20日，穆青在重庆被叛徒出卖被捕，5月牺牲。

1930年5月5日，刘愿庵在秘密据点——重庆浩池街39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时，不幸被叛徒出卖被捕。1930年5月8日，刘愿庵等人在巴县衙门前大坝上高呼口号，壮烈牺牲。

“兴隆巷事件”后，四川省委立即决定由张秀熟担任代理省委书记，继续领导开展反抗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但随后因叛徒出卖，1928年10月1日，张秀熟等27位共产党和共青团干部被捕。因为张秀熟是四川文化教育界名人，在各界舆论压力下，张秀熟被判刑狱，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时才获释，他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重庆被捕的五位书记中唯一幸存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