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起着重大的、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那末，张闻天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究竟起了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洛甫（即张闻天）和毛泽东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中去。毛泽东和洛甫商量后提出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总部。毛泽东邀约洛甫、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洛、王三人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到赣南省省会于都集结，跨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就这样，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长征出发时，张闻天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有两个互相影响的因素，一是博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发展。
张闻天在上海接受“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的教训，自1932年秋冬，就已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路线，逐步挣脱“左”的桎梏。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却迟迟没有这种觉悟，而且他的警觉的目光，总是寻找着一切“右”的迹象，加以无情地打击。既然如此，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针、政策上，产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首先产生在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一二八事变后，张闻天对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有所认识，纠正了原先对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认识到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的对日作战协定“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博古不同意张闻天的看法。所以,在共同抗日三条件的宣言发表以后八九个月里，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没有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是博洛之间又一个分歧点。博古把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并列，主张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基点是“限制”。张闻天则提出“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张。博古指责张闻天主张“让步”、“妥协”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这种“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
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发生在福建事变前后。博古把同十九路军的谈判看成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只想通过谈判来揭露十九路军将领的欺骗，提高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张闻天则认为通过谈判同十九路军停战并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斗争，都有重大积极的影响。在军事行动上，对福建事变，博古采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张闻天则“主张积极配合”。
“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失败之后。张闻天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李德、博古根本不听。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中旬中革军委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他们：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反过来给张闻天乱扣右倾的帽子。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结果不欢而散。会后，博古又在组织上排挤洛甫，博洛之间的裂痕更无法缩小以至弥合了。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的同时，“毛洛”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相信任，亲密合作起来。
洛甫同毛泽东会面、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洛对毛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关系平常。不久，洛分管政府工作，同毛接触的机会多起来，对毛也有所了解，并逐渐接近。在上述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和广昌战役等问题上，毛支持洛甫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二苏大会后，洛甫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从表面上看，似乎洛得到了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漩涡中的他，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洛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从1934年2月起，洛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在一处办公，住地也紧靠在一起。洛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合作，尊重毛的态度。洛就职以后，同毛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的意见，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管的，洛接任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汇报和请示；毛仍然参与经济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样,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六期连载毛泽东的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两个农村调查报告。他还进而效法毛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出版了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毛、洛的住处都搬到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里。两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他们眼看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心中都充满抑郁、愤懑之情。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洛、毛两人坐在住处前黄桷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
关于广昌战役的那场争论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其实这是把洛从政府领导岗位上调开的一个由头。洛甫服从决定，7月上旬即赴闽赣。巡视工作进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洛甫当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向毛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满。洛此时的这种感受，在毛的心里早已郁积多年。从赣南会议（1931年）到宁都会议（1932年），到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毛当时在党内的境遇比洛差得多。
洛毛之间在长征出发前的坦诚交谈，使他们的关系，在踏上征途前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如上所述，毛、洛在同“左”倾错误领导人共同斗争中取得的对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一致，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深厚的战友情谊，是他们走到一起的基础。
在长征开始时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给毛、洛、王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环境。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洛向毛、王讲述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很为不满。毛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这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毛洛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趋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洛和王都接受毛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所致。
红军长征开始时，好像大搬家。所有野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因为同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所以还算顺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丧失了指挥的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有时还用手枪比划自己的脑袋。李德老发脾气，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及时执行他的决策。毛、洛、王感到，对中央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12月上旬，红军翻越老山界后，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洛甫即同毛、王一起，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惶失措的逃跑；在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上，李德、博古坚持原议,认为只有到达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也是错误的。
在中央红军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在湖南洪江、藏江，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在这样的情势下，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洛甫了解战局的重要变化后，立即告诉毛泽东，商量对策。洛同毛、王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去湘西的路上老蒋已经设置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经丧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城。12日，举行了中央领导人的紧急会议———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向二、六军团所处地区推进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洛、王坚决支持，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这样毛、洛、王的建议遂为多数人赞成而通过。中革军委当晚19时30分即发布红军于13日入黔的命令。但是，会后博古、李德仍然固执己见，否定多数人的决定，重又命令各军团按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14日，军委才又命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平，开辟前进道路。
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战略方针问题再次提上日程。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洛、毛一起同李、博进行了激烈争论。黎平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博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会议通过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在继续前进的路上，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洛甫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洛甫和王稼祥的两付担架放下来休息。
王问洛：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
洛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
洛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当晚就把洛甫的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0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开会，批评了博古、李德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作“反报告”，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定下了基调
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取得胜利。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一下子把十几万“追剿”敌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这就为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宝贵的时机。
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举行。
会议由博古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帮助；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工作依然薄弱，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开展不够；各苏区红军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博古的分析，实际是用客观原因掩盖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恶果。军委副主席、总政委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他没有把过错推给客观，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进行回顾、总结。
在博古做报告和周恩来做副报告以后，洛甫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他作“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毛、洛、王的集体创作而以毛的观点为主导、由洛执笔写成的。此刻由洛甫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洛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书记处（同时称常委）四人：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洛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而与周相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在洛甫作“反报告”后，毛泽东接着作了重要发言。毛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的主要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尖锐地批评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说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这样当然打不好。毛泽东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损失。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洛甫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朱德素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
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洛甫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
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对洛甫的“反报告”和毛、王的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
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民主作风和光明磊落的态度。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党内公开反对洛甫的“反报告”和毛、王的发言的只有凯丰。他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
李德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他坐在房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他听着伍修权翻译与会者的发言，神情十分沮丧。他表示“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遵义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议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分清是非、指明错误的基础上，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又明确了责任：“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Ａ（引者按：指李德）、博、周三同志，而Ａ、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引者按：指博古，下同）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引者按：即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那么就势必要转变路线，变换领导。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为此，遵义会议在1月17日结束时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据遵义会议的出席者、时任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是遵义会议上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洛甫一再推辞，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起来。会议关于“取消（最高）三人团”的这一项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权。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中央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一起团结斗争的结果。在这中间，毛、洛配合合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事实上博古已经无法继续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土城战役失利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向云南的扎西（威信县县治）集中。1935年2月5日晚，中央纵队行军到达鸡鸣三省地域威信县境内水田寨附近的楼上、花房子、高坎、芭蕉湾等几个小村寨驻扎。在这里，常委讨论分工，确定以洛代博，由洛甫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洛甫接任总书记后，即在毛泽东等的支持下，团结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在前往扎西途中，一路行军，一路开会（史称“扎西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继续完成遵义会议预定的任务，及时贯彻遵义会议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起草并主持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决议》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主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决议于1935年2月8日在大河滩庄子上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镇中央军委纵队干部会上作传达报告。并用各种方式及时地向全党全军传达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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