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早在1931年作出的这一著名论断堪称妇孺皆知，其实它还有下半句“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则是其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调查研究始终是毛泽东了解国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和制定决策的关键依据。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当年大力倡导的这种工作作风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事业成功的“法宝”

　　通过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真实心理和核心诉求，才能更好地发动和引领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对于这番道理，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青年毛泽东就有相当认知。1917年和1918年，他专门抽出时间，到湖南的长沙、安化、沅江、浏阳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增进了对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了解。

　　五四运动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毛泽东开始在调查研究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他笔下诞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典范之作。他撰写的调查报告让无数党员干部获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就被当作“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还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密不可分。大革命失败后，他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才能打倒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但如何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革命力量的源泉在哪里？他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中国农村，并于1927年9月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中国革命就此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敏锐捕捉到蕴藏在农村和农民中的伟力，与他在农村地区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直接相关。

　　即便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下，毛泽东仍坚持做调查研究，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些调查报告为当时的党和红军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第一手材料，也成为后人研究当时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经济、政治和各种社会状况的宝贵历史资料。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涉及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实际上都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密切相关，且都有一个核心指向，即发动和领导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倒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取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向建设，毛泽东依然时刻不忘调查研究。1961年1月，他发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分为3个大组，分赴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调研农业生产情况，每个大组再分为2个小组，每组3人，调研时间为10天至15天。他在写信指示工作人员如何开展调研工作时提出，“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这样一来，便能在较短时间内了解整个村子的实际情况。调研完成后，3个大组去广州与毛泽东会合，向他汇报情况。然后，他们转入广州市调查研究工业生产情况，为期1个月。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搞调查研究的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提升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方法论是调查研究取得实效的“挖掘机”

　　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一以贯之。延安时期，他撰写和起草了《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章和文件，经过多年努力，他逐步把重视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推广到全党范围内，为党员干部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调查研究是为了得到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真相。调查研究所花费的一切人力、物力等，都是为了更好地接近真相、发现真相、解析真相。而所谓真相，就是真实的国情社情、民心民意。

　　那么，如何才能找寻到真相呢？这就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谈到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毛泽东经常提到“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对这些细节的观察，了解人民群众的基本状况。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不仅自己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中“察言观色”，还一直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都要这样做。

　　毛泽东做调查研究的方法灵活、技巧多样，甚至随时随地进行。《木口村调查》就是他途经江西省吉水县一个叫木口的小村子时做的一次专题调查，尽管时间短暂，却收获颇丰。

　　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开调查会。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有过精彩阐述。他提倡调查会式的调查研究，并总结了7条技术，其中第二条是关于“调查会到些什么人”。他指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在7条技术的第五条，他还重点告诫党员干部搞调查研究“都要亲身出马”，“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和干部要学习的不是“本本”，而是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如他提出，调查研究通常可以采用归纳法、演绎法。归纳法是指理论是从现实材料的分析得来，演绎法是指通过调查研究检验理论。二者相辅相成：运用归纳法时，必须制定调查规则，否则得到的只能是现象和随感；运用演绎法时，一定要围绕问题进行，否则容易把调查会开散。

　　毛泽东做调查研究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带着问题去调研，并在调研过程中不断打磨问题，让问题愈发清晰，最终找到解决问题之道。

 　　研究是让调查实现升华的“催化剂”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在这段话中，他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调查，二是研究。仅做了调查，如果不认真加以研究，是无法发现事物背后的内在规律的。研究主要分两个层面：一是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归纳、提炼、总结；二是随时捕捉各类有效信息，窥一斑而知全豹。

　　毛泽东指出，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于如何进行研究，他曾举例说，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冷却塔，再观察一下周围，看到配套的建筑设施，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电厂。再如，一个国家要出兵事先总有很多迹象，如动员、军事运输增加以及舆论变化等等。通过对这些迹象的研究，就可以得出是否要打仗的结论。毛泽东还强调，从报刊和书本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东西。有时，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经过研究，也许能从中发现一个大问题。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始终重视调查研究，并带头积极践行。如今，我们已步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党员干部很有必要把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传承好、发扬好。